“最早跟托尔斯泰联系的中国人有两个，一个是北大教授辜鸿铭，他通过上海领事馆跟托尔斯泰联系、写信，表示对他的尊敬，而且要翻译他的书。还有一个是张庆同，他当时在彼得堡，是一个留学生，他写信给托尔斯泰，表示想把托尔斯泰的作品翻译过来。后来托尔斯泰给他们都回信了。留学生张庆同，学贯中西、懂很多外文的辜鸿铭，最早起到了桥梁和引导的作用。到后来，潮流涌动，托尔斯泰作品在中国慢慢形成一个比较大的势头。”徐振亚说。

孙甘露谈道：“俄苏文学开始进入中国的时代，实际上就是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产生影响的年代。虽然苏联文学的传入有政治的背景，但是确实对中国百年来的文化、文学、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俄国文学，尤其是俄国文学黄金时代的文学，对中国产生那么巨大的影响，我觉得背后有非常复杂的原因，其中有一点，就是跟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一代翻译家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屠格涅夫、莱蒙托夫、普希金，我都喜欢。”

“我记得好像是托马斯·曼讲过一个典故，解释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的第一句话是怎么写出来的。有一天托马斯·曼举办家庭聚会，他的家人和朋友在朗读普希金的作品，忽然托尔斯泰走进来，普希金的作品唤起了他的灵感，于是写下了《安娜·卡列尼娜》的开篇第一话——‘奥布朗斯基家的一切都乱了套'。 托尔斯泰最初是用这句话开始《安娜·卡列尼娜》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文学的历史脉络，从更长的背景来看，文学永远不是孤立的，肯定是前后接续，其中的影响当然是非常复杂的。”孙甘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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