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中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文学教育思想，蕴含对文学未来发展和后学综合文学素质的深挚关切。系统梳理《文心雕龙》的文学教育思想，有助于深入领会《文心雕龙》的文学理论，也有助于对我国古代文学思想民族特色的准确理解与把握。

文学教育是指与文学素质和文学能力有关的教育活动。郭英德指出：“文学教育，指的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经由文学文本的阅读、讲解与接受，丰富情感体验，获得审美愉悦，培养语文能力，进而传授人文知识，提高文化素养，陶冶精神情操的一种教育行为。”[1]

《文心雕龙》的文学教育表现在刘勰通过系统梳理、阐述文学理论问题，结合对文学家、文学作品的评价去传授学者关于文学本质、文学发展、文学鉴赏批评以及综合的文学创作方法和技巧规则等实际内容的理论。同时，《文心雕龙》对当时文学存在的弊端、文学的宗旨及为学的门径和提高策略等关系到文学素质与文学能力的诸多问题都能予以深入分析，使其文学教育思想具有了“致广大而尽精微”[2]的鲜明特色。

一、救弊与廓清：“观澜索源”

刘勰的文学教育思想缘于他对当时文风的不满而进行的研究和思考，其述理逻辑在于通过揭示文弊，提请学者注意检讨文弊出现的原因，明确救弊之方，再予以规避、克服和廓清。刘勰对刘宋以后的文风十分不满，他在《通变》中指出刘宋文风“讹而新”，认为出现这种“从质及讹，弥近弥淡”的原因在于“竞今疏古”，失却了古代文风的“淳”和“质”。其后进一步指出因“多略汉篇，师范宋集”而造成的“近附而远疏”[3]520正是文风致弊的原因。在《风骨》中，刘勰认为文风致弊的关键在于“文术多门，各适所好”，而“明者弗授，学者弗师”，没有通过指授经验去垂范后学，致使后学不明去就，在华靡浮侈的文学风尚中沉溺沉醉而“流遁忘反”。就其“明者弗授，学者弗师”[3]514的表述来看，刘勰对文学教育的重要性是有充分认识的。在刘勰看来，矫正文风的根本落脚点，还在于从儒家经典中取义，在历代优秀的文本中“摹体以定习”[3]506。在《序志》中，刘勰指出：“离本弥甚，将遂讹滥。”[3]726离开了经典的匡范，文学不能得到滋养和健康发展的保障，弊病便会出现，遂使学者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在《论说》中，刘勰对论说文出离儒家经典范式的风气进行批评，以能否阐说“正理”[3]327来审视论说文体，这也是其“正末归本”[3]23，欲摧陷廓清时下风气的一种观点。

在整部《文心雕龙》中，刘勰处处都在强调以儒家“道”“圣”“经”三位一体的思想意旨和文学风格去规约统摄后世的创作与批评活动。在思想上去“原道”，认知上去“征圣”，创作上去“宗经”。刘勰认为若能发挥“道”“圣”“经”在文学创作与批评中的核心作用，学者懂得并且能够自觉以之匡范自身的文学活动，则文风致弊的根本症结便可得到疗救。刘勰认为曹丕的《典论·论文》、曹植的《与杨德祖书》、应玚的《文质论》、陆机的《文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李充的《翰林论》等文学理论批评文献都“各照隅隙，鲜观衢路”，总体上也“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原因即在于“不述先哲之诰，无益后生之虑”[3]726，没有从当时文弊的根本处指导后学规避。学者必须明了“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3]3的道理，在为文宗旨上确立鹄的，明确方向。刘勰阐述的“道”“圣”“经”三位一体的文学观念，既是文学得以发生发展的根本原因，也是克服不良文风的影响，规避文弊的根本要义所在。这种由认清文弊而导出师圣宗经的原道的述理方式，实际上便是刘勰文学教育思想和理论实践的逻辑开端。

二、范式与宗旨：“振叶寻根”

刘勰认为，对不良文风的摧陷廓清必须以儒家经典确立的思想与行文风范为基本法式，即“矫讹翻浅，还宗经诰”[3]520。《原道》中，刘勰在明示“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的基础上，认为圣人通过“熔钧六经”的工夫，以“雕琢”人的性情，并通过井然有序的“辞令”去发挥“晓生民之耳目”的教育作用，至于“道心惟微，神理设教”“天文斯观，民胥以效”[3]2-3，明示文学应在经典的指导之下存在和发展。这便是刘勰文学教育思想的宗旨。在《宗经》中，刘勰指出后世的各种文体都滥觞于经典，经典的意旨与行文风范理应是后世文学师法的对象：“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记传铭檄，则《春秋》为根：并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疆，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3]22-23刘勰在文学发展的义理脉络上认定了经典的渊源地位，这样就为其“正末归本”的思路设定好了述理轨迹，只要后学欲端正文风，合理健康地推进文学的发展，经典的作用就能发挥，经典遂为后世文学的不祧之宗。《征圣》亦指出经典是“鉴周日月，妙极机神；文成规矩，思合符契”，有了规矩，便可循其程式以推进。所以说“徵之周孔，则文有师矣”[3]15-16，其原因和依据，便在提示后世学者要尊重经典之范式和矩矱，即“论文”要“徵圣”，“劝学”必“宗经”。经典派生了后世各种文体，又保障了这些文体的健康发展，并对其发展演化起到规约作用。所以，儒家经典便是后世文学理应师法，并且能对各种讹滥的文风弊病起到拒斥作用的稳定范式。刘勰构建的这种由“道”“圣”“经”三者所形成的义理和文章—文风范式结构，便是《文心雕龙》为文学发展找到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和文理源泉。这正是其文学教育思想的理论核心和述理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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