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强烈的民族精神与爱国情感。主要体现于两类作品：一是黄春明70年代批判殖民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小说，二是对消费文化进行旗帜鲜明批判和思索优秀传统文化价值的系列散文。前者以《我爱玛莉》《苹果的滋味》《莎哟哪啦，再见》为代表，描绘“美援”殖民主义经济在台湾扩张的时代，西方价值观念涌入、崇洋媚外思潮盛行，塑造了陈顺德、江阿发、马善行等经典形象，充满犀利嘲讽与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黄春明深刻感受到殖民文化对民族精神与民族自尊的侵蚀消解，目睹资本主义商品化思潮席卷一切的乱象，不仅以小说揭露时弊发人深省，还以呐喊呼吁的杂文抨击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渗透和侵略。“某些人高喊的‘全球化’其实是一种‘美国化’，是美国利用其经济、军事强权对别国文化殖民的结果”。[7]《再见吧，母亲节》《乡愁商品化》《吞食动词的怪兽》批判社会追逐物质、轻视传统亲情、一切沦为“买”之对象的异化人生；《城乡的两张地图》斥责台湾社会的金钱至上观，追逐金钱背后是家庭温情与传统孝悌美德的失去。“我们中国有那么丰富的饮食文化，而我们的孩子却只认‘麦当劳’，我们中国有《西游记》这样杰出的儿童文学，我们的孩子却只爱读 《哈利·波特》。长此以往，我们的国人将会失掉出生地的认同、族群的认同、国家的认同。”[8]因此，黄春明多次强调荣格认同理论对其人生成长的指引，推崇其三重认同学说，认为一个人必先认同原乡，然后推及民族与国家认同，否则人格成长、社会基础都会受到扭曲破坏，赖以存在的民族文化也将面临赓续危机。“世界上，没有一粒种子，有权选择自己的土地。同样的，也没有一个人，有权选择自己的肤色。”[9]

二、农业文化眷恋与理性守护

中华传统文化的生成与承传，根植于历史悠久的农业社会基础。台湾的乡土社会，一方面是华南地区移民带去的稻作农业传统的延续，另一方面也受到台湾自然与历史发展影响，其生产方式、社会经济结构以及其文化伦理认同、价值观念、乡土习俗，无不带有浓厚的中华文化特质和地域色彩。黄春明作品中，无论富于浪漫精神的田园文化呈现，传统文化被工业经济冲击溃颓的惋惜，还是“神秘”乡野经验的书写，都呈现了对传统文化价值与审美理想的坚守。

一是作为生命力量与价值源泉的乡土。在黄春明笔下，“农业不是一种生产形式，而是蕴含了台湾人生活型态、伦理价值、情感、心理的一种体系”(柳书琴)[10]。执着相信生命教育必先从土地开始的黄春明，以自身经验反复呈证健康人格的塑型与生命泉源乃是来自对家乡、对土地的深切认同。在成长过程中，即使离乡者走上邪路，“但是深埋在心底的那一份爱乡土之情，会转换成土地对他的呼唤，而让浪子回头”。[11]乡土不仅是哺育生命成长、赋予生命原初经验的摇篮与母体，也是生命救赎与回归之地。被大水灾吞没的家园在青番公的勤劳耕作下重焕生机，延续人生希望；漂泊风尘、受尽耻辱的白梅回到生地，在淳朴乡人的温情接纳下开始新生活；失去老伴的甘庚伯热切而滔滔不绝地向精神病儿子讲述脚下土地的变化，那份顽强意志与默默忍耐正源自土地汲取的生存力量，俨然中国传统典型农民的形象缩影。黄春明以充满感情的浪漫笔触描绘人与土地的和谐关系，行走黄昏旷野中的甘庚伯父子背影，青番公在稻田里深情而颇具神圣仪式感吮吸露珠的情形，《银须上的春天》近乎神话般的和谐美好……这些近乎膜拜的土地情感书写与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美化”可谓异曲同工。如乐蘅军所言，黄春明将人物置于自然视境中的写作倾向，乃在于使人物“保持心性的原始，而接近宇宙大地，同时也是作品‘境界’的着落处”，“自然视境以它本身的生动广大，鼓动了人们，使人们从它那里面吸取生命力”。[12]

二是乡土文化伦理的展演。追溯中国现代文学乡土写作传统，鲁迅等人重在揭露国民精神痼疾并加以批判，而沈从文、废名等京派小说家却旨在美化乡土记忆，黄春明虽创作了“憨钦仔”这一类似“阿Q”性格特质的人物，却明显给予包容和理解，突出其顽强求存精神与可爱之处。对黄春明来讲，最可贵的是传统社会的“人格特质”，具有传统气质类型人物或许无知而缺乏自信，但善良、活得心安理得。黄春明笔下的农村人物群像，更倾向于沈从文的审美价值取向，缅怀与珍视乡土伦理传统。相较于沈从文刻意“美化”的人物塑造，黄春明注重审美也致力写实，介于契诃夫批判现实主义描绘与沈从文唯美“牧歌”书写之间，“有点苦也有点甜，象巧克力”。[13]在他看来，乡土人物既代表着乡土文化与广大自然的密切关系，也代表了传统伦理道德体系。黄春明是慷慨乐观的，“他永远在这些小人物身上发现作为一个人的可爱可敬的性质”。[14]坤树、白梅、阿力、猴子等等，无论他们身处窘境或是堕落风尘，却始终保持传统美德。他们吃苦耐劳、心地善良，重亲情，坤树与妻子的相濡以沫，阿梅和生母的母女情深，青番公对小孙子阿明的疼惜，林旺丛老夫妇吵骂中的互相爱护等，即使是憨钦仔，也有他可敬的坚持。相比较代表先进文明的知识分子则表现不佳。尉天骄《论黄春明作品中的教育问题》[15]一文罗列了一系列“忘本”的丑陋知识分子形象。白梅当妓女供养父母家弟妹上大学，却被他们视为“烂货”；留洋博士不回来给父亲奔丧却要求把奠仪寄给他；热衷当洋奴的大卫·陈，媚日的大学生，为老鸨们“出谋划策”的留学生“马善行”等皆被黄春明无情嘲讽批判。黄春明笔下最能体现农业文化性格与文化传统的是老人群像塑造。青番公、甘庚伯们与恶劣条件和乖蹇命运抗争的坚忍不拔、勤勉、敬天、惜物精神，誓死捍卫水源时“那种信念寄附在阿盛的躯壳使之人格化了的，无形中别人也会感到阿盛伯似乎裹着一层什么不可侵犯的东西”的凛然气质，本质皆是源自笃定的传统文化信仰。不识字的阿盛伯即说“孔子公说的话我倒听人说几句，那就够我用了”。[16]巡视在兰阳平原稻田的青番公们，日日聚在村庙里谈古说今的老人，皆被视为传统文化的代表与化身，他们身上所保留的那些象征传统文化价值的美好情义世界与深厚文化内涵，正是作者极力凸显的核心所在。《最后一只凤鸟》中吴新义一生至善，处处原谅和帮助伤害自己的异父兄弟，忍受屈辱为母尽孝；而其母吴黄凤即使健忘仍惦记原乡，象征现实社会中眷恋乡土的“最后一只凤鸟”。前者也如孝道文化沦丧下“最后一只凤鸟”。《死去活来》中渴望享天伦之乐的粉娘两番死去又活过来，面对家人的疑惑不耐，粉娘感到抱歉并以发誓口吻说：“下一次，下一次我真的就走了。下一次。”黑色幽默的结尾透露作者深沉的悲悯。《售票口》老人自称为“孝子”“老奴才”，同样批评了年轻一代身上传统亲情文化的淡漠与削弱。而那些称为“乡野传奇”“神秘经验”的写作，则描绘了人、神、鬼及自然间的深刻交融关系，试图通过民间信仰中的风俗、神灵崇拜等现象来探索其所附着的传统伦理元素。小说《众神，听着》写供奉了三十七位神灵的春木既虔诚祷告，又因神灵未能满足心愿而抱怨不休。“春木透过他的信仰，无论是参杂着多卑微、俚俗的功利色彩，但他其实是把个人的心灵融汇进传统文化与伦理价值的传承里，从而获得精神的归属感。”[17]《呷鬼的人》看似令人悚然的鬼故事集锦，实际透露了乡民生存法则与世事判断的传统价值观。《有一只怀表》以“怀表”作为象征，充满对旧时代的悼念气息与怀旧氛围。现实与虚幻交织，传统与现代想象糅合，是新世纪黄春明对传统文化渐行渐远的悼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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