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后奥斯维辛”问题

奥斯维辛是纳粹希特勒所设的一个很有名的集中营。“后奥斯维辛”即指人类一次重大灾难之后。在罗丝·特里梅因新作《古斯塔夫奏鸣曲》中，故事反映了二战之后的瑞士人和犹太人两个群体和两个家庭关系的变迁。这部作品被认为是一部历史小说，故事情节以二战前后为历史背景，以群体关系的变迁反映着历史的足迹。其中两个异国男孩的友谊，开篇就遭到古斯塔夫母亲埃米莉的反对。作者特里梅因认为瑞士人在二战之后都非常谨慎，甚至有人一辈子不了解自己近邻的名字。读者自然被带到犹太人所经历的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回忆中。古斯塔夫曾多次向母亲提出邀请同班伙伴安东来家里玩耍，埃米莉表面答应实则搪塞。直到有一天安东真的来做客，埃米莉做坏的核桃蛋糕预示了二战之后犹太人群体所面临的糟糕状况。同时，埃米莉向安东询问关于过去的问题，更像是对瑞士人这个共同体的防御性维护。与米勒在《共同体的焚毁》中总结的不谋而合，文学作品和评论能够“有效地见证灾难性事件”，以历史的角度，小说也曾“预见未来”。就如同评论维多利亚时代小说所具有的共性特点，把当时共同体的微缩看成是如出一辙的模仿。在全球人类共同体的大背景下，特里梅因的书写一直体现着文学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从她的作品中能够深刻感受到历史与现代的互动，即使对于年轻人来说，这段历史曾经是未知的领域。战争带给共同体命运的创伤犹如一条穷巷之路不可逆转，时间教会瑞士人如古斯塔夫被母亲如“椰子”一样保护在坚硬的外壳之下。而安东一家无论曾经过着何种地位的上流生活，来到异乡，不论作为移民还是难民群体，所有过往的地位和声望，都只剩下“活着”这唯一的出路。文学作品让读者浮想联翩：共同体给予个体的责任是什么？一种语言的运用是否可以决定共同体的形成还是共同体抑或受到地域的限制。文学中共同体的归属不取决于它在此处或是在别处，更多的是作者与读者的心灵归属及其对人类前途的关照。

三、结语

罗丝·特里梅因在英国文坛乃至世界文坛都非常有影响力。她的作品《色彩》和《古斯塔夫奏鸣曲》作为历史小说，带领读者穿越回过去，重新审视了人类群体在遭遇变革时命运的起伏和社会群体结构的变化。《回家的路》中关照的难民问题，最终也会追随历史的车轮，成为人类命运发展史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而文学作为反映历史的载体，价值在于它真实地反映了已然存在的共同体，并与其保持一致，即在于它陈述事实的价值，而不在于它可能具有的任何建构共同体的施行功能。共同体的生活本质并不由文学人物的成败或生死定义，它可以世代相传，改革创新，甚至可以升华为永续存在的“集体意识”或者“共同体意识”为后世所知晓和传承。

［1］［美］希利斯·米勒.小说中的共同体［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9.

［2］［英］罗丝·特里梅因.回家的路［M］.张卫华，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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