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谢冕老师、尊敬的曹文轩老师，非常感谢你们，因为37年前我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读书的时候听过你们的讲课，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也让我获得很大的教益。在座的各位老师，也非常感谢你们，感谢你们在努力培养着许许多多像我们当年一样的热血青年。也感谢在座的同学们，未来，你们中可能有的是作家、有的是诗人，总之都是跟文学沾边的人。

在我们北京大学勺园北侧草地上有一个2.35米高的塞万提斯铜像，这是1986年三月，北京市与西班牙马德里市结为姊妹城市后，马德里市政府赠送给北京市的礼物。北京市政府决定把这尊铜像立在北京大学校园内。1986年10月3日，举行了铜像安放典礼。

我曾经多次伫立在这尊铜像前，凝望着他的眼睛，试图与他有一种精神的交流，但终因我的境界太低，得不到这位先贤的回应。当时我还没有到北京师范大学去工作，也没有想象过如果把这尊铜像树立在北京师范大学的京师学堂前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后来我看了一条新闻，说美国东海岸的麻省理工学院的一群学生横穿整个美国，把西海岸的加州理工学院校园内一尊重约两吨、有130多年历史的弗莱明加农大炮堂而皇之运出校园，运回了自己的学校。他们伪造了一系列文件，冒充了一个搬家公司，把大炮搬出校园。这两所理工类的名校一直在较劲。大炮运到麻省理工学院后，学生们做了一个很大的指环套在炮筒上，这指环是在校学生戴的，这标明加州理工大学的学生像大炮一样，需要来麻省理工学院加工淬火。这门大炮是加州理工学院镇校之宝，每年新生入学都要鸣放三炮，以此昭示他们学校的光荣历史显示他们学校的学术尊严。镇校之宝被偷走，对于加州理工学院是奇耻大辱，学生们就设想用既要有尊严、又要有面子、能够洗刷耻辱的方式把大炮弄回来，。

他们设计了很多方案，其中一个是‘奇兵天降'，即雇佣直升飞机把大炮吊走。但要进行这样的飞行需要办很多手续，要通过军方、政府等等部门，他们的计划没有实现，最终还是用一种不太理直气壮的方式把大炮运回来了。

这个有几分恶作剧的盗炮故事引起我很大兴趣，之后几年内，我一直在策划一个行动，我想把矗立在北京大学的塞万提斯铜像请到北京师范大学的校园里住几天。我把这个计划跟北师大的几位老师说了，他们很感兴趣，热血澎湃，说我们干。而且要帮我物色有执行力、有多方面专业知识、胆大心细的学生，组成了一个特别行动小组。我也把这个计划跟一位导演谈过，希望他一开始就介入跟拍，最终剪辑出一部纪录电影。我知道，要完成这样一个计划，必须在北京大学校园里发展几个内线，但是太难了，因为他们热爱自己的学校，也热爱在校园内矗立了这么多年的塞万提斯铜像。

最终我们采取各种办法找到了两个内线，但是就在我们的计划要切实进入实施的时候，我听到一个消息，说要聘请我为北京大学的人文讲习教授，还让我担任文学讲习所的顾问，这就没有办法搞了，如果再搞就有监守自盗的嫌疑了。所以我宣布，搬运塞万提斯铜像的计划到此终止。

马克思曾经说过：塞万提斯和巴尔扎克是高于其他一切作家的小说家。恩格斯也赞扬塞万提斯是一位具有强烈的倾向性的诗人。歌德说塞万提斯的小说是一个令人愉快也使人深受教育的宝库。法郎士说：我们每个人心里，都要有一个堂吉诃德，一个桑丘。我们听从的是桑丘，但我们敬佩的却是堂吉诃德。托尔斯泰说塞万提斯是现代小说之父，狄更斯也曾经这样说过。米兰·昆德拉说：塞万提斯发明了现代小说。

塞万提斯能获得大咖们如此高度的评价，当然是因为他的巨著《堂吉诃德》。这本书出版400多年来，一直长盛不衰地影响着无数的读者和写作者。直到现在，这部著作依然散发着光和热，依然让我们常读常新。我想，在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成立的重要日子，重温一下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也许会对我们当下的文学教育和文学创作发生重要的启示。

大家都知道塞万提斯的人生经历相当丰富，他出身贫寒之家，童年时期跟随他做江湖郎中的父亲四处流浪，深刻地体验并接触了社会下层人民的生活。长成后当兵参战，立过战功并导致左手残疾。后来被敌国抓去关押在监狱里，经历了无数苦难，最终被营救回国。回国后他抱有被重用当高官的愿望，但实际上国王根本没把他当回事，只让他担任低级的税吏。他好几次蒙冤被抓进监狱。总之他的人生非常凄惨，这一切都为他创作《堂吉诃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更重要的是他深刻地感受和洞悉了社会生活的本质，并确定了他的思想倾向，从而使他超越了他的时代，获得了文学史上永垂不朽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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