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所述，日本民众在经济上承受着巨大生存压力的同时，还要在政治上承受着巨大的不安感，于是，数百万人重读《蟹工船》的社会现象便在这双重甚或多重的压力下出现了。因为，唯有《蟹工船》这样的小说才能给身处残酷环境中的日本民众带来些许慰藉和一丝希望。

与此同时，随着《蟹工船》的热销，日本共产党的入党人数也开始激增，仅在2007年9月至2008年12月就新增党员1.4万名，每月新增人数约为1000名，新党员中的年轻人更是占据大多数。面对这种现象，美联社记者埃里克·塔尔玛奇毫不客气地指出，这与执政的自由民主党形成鲜明对比，后者正面临党员大规模流失，党员人数从鼎盛时期的约500万人跌至眼下大约100万人。在塔尔玛奇眼中，日本共产主义运动正在书记长志位和夫的引领下实现“复兴”。不仅如此，与《蟹工船》的热销一样，日本共产党前领导人不破哲三研究日本共产党历史的著作销售也明显增加，日共领导人在议会的演讲也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反响。这表明，对日本政府极度不信任的民众开始把目光投向日本共产党，觉得终于找到了可以为自己做主的政治力量。

　　3.《蟹工船》的精神传承

那么，2008年之后，《蟹工船》的热潮就销声匿迹了吗？答案还是否定的。这个“奇妙”现象直到现在也还在持续着，虽然自2011年起，受3·11日本大地震、大海啸和福岛核电站大泄漏的影响再版暂停四年，不过到2015年后又陆续再版3000册、4000册等，说明仍有相当数量的读者仍在继续购书阅读。

其实，重读《蟹工船》的热潮并不仅限于日本国内，很快便蔓延到了世界各地。在欧洲，2009年同步出版了法语版本，2010年则在巴黎举行了专题研讨会，另外还出版了西班牙语版本、挪威语版本等多语种译本。

作为日本的近邻，中国与《蟹工船》的渊源更为深远，一代代中国读者对这部无产阶级文学代表作非常熟悉。早在该作品问世的翌年，即1930年，我国就出版了由潘念之翻译的中译本，却很快便遭到国民政府的查禁，潘念之不得不因此而转入地下活动。新中国成立后的1955年，楼适夷重译了《蟹工船》，由作家出版社发行。1962年以楼译为底稿、金立德绘制的连环画《蟹工船》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发行。在此之前，山村聪导演的电影《蟹工船》已由长春电影制片厂译制后在全中国上映，故而金立德的画风中隐约可见这部电影对他的影响。1973年是小林多喜二诞辰70周年、遇害40周年，叶渭渠重译的版本再次出版。受2008年《蟹工船》热潮的带动，2009年译林出版社新版了叶译《蟹工船》。同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由应杰、秦刚翻译的藤生刚绘制的漫画版《蟹工船》。2009年7月，在北京的鲁迅博物馆召开了题为“左翼文学的大众化与世界性——小林多喜二、鲁迅与普罗文学”的研讨会。此后还出版了林少华翻译的版本，楼译版本亦于2021年再次出版。毫不夸张地说，在中国，《蟹工船》从不曾远离我们。

文学作品的力量经常会超乎人们的想象。在世界范围内，如此之多的读者（尤其是年轻读者）在如此之长的时间跨度里阅读《蟹工船》，他们会思考以往的社会和当下的社会，进而思考未来的社会，他们会因此发出自己的心声。

鲁迅悼念小林多喜二的唁电是这样的：“日本和中国的大众，本来就是兄弟。资产阶级欺骗大众，用他们的血划了界线，还继续在划着。但是无产阶级和他们的先驱们，正用血把它洗去。小林同志之死，就是一个实证。我们是知道的，我们不会忘记，我们坚定地沿着小林同志的血路携手前进！”相信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会一直被阅读，小林多喜二的精神会一直被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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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蟹工船》

小说《蟹工船》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当时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即将陷入危机，此后是长达10年之久的世界性经济大萧条。小说由一句非常有名的“喂，下地狱喽！”拉开了帷幕。

所谓的“蟹工船”，就是一艘漂浮在海上的蟹肉加工厂。船上的临时工人来自日本各地，既有差点被炸死的矿工，也有失去土地的农民、无家可归的流浪汉，甚至还有学生和童工。船上的劳动环境极为恶劣，如同地狱一般，代表资本家的监工浅川为了追求产量采取各种残忍的暴力手段对工人进行压榨剥削，有些工人甚至被轻易地剥夺了生命。

在这样的压迫之下，工人们逐渐觉醒和团结起来，自发开展罢工斗争，一度将监工浅川逼上了穷途末路。但是日本军队却在资本家的要求下前来镇压，抓走了带头人，这次罢工活动以失败告终。工人们终于彻底觉醒，看清了天皇专制的国家政权的本质。总结失败的教训后，他们重新组织力量，投入新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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