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宇阳（北京师范大学讲师）

2008年至2012年，学者陈平原担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那五年，由于工作状态的调整，他在继续从事专业研究的同时，也撰写了数十篇文章。用他的话来说，既然“家务事多”，他只好“学着做针，我就开始演讲，发表演讲”。书刊等的手稿、序、后记等，都作为“文章”进行管理（《华开夜洛中文系·前言》）。但是，如果他把自己的作品仅仅看作是“文章”，那就大错特错了。安慰”或“不得已”等词。与专业作品多以学术同行为潜在对话对象不同，这些理论性和实践性的文章需要面向更广泛的读者，向公众开放。可想而知“著名学者”和“北大中文系主任”的双重身份，让陈平原的声音备受关注，成为这个时代最“显眼”、最受认可的人文主义者之一。

近十年来，陈平原的公众形象越来越开放，他在媒体上谈论最多的话题是他深度参与的大学改革、中国传统、文学教育、人文精神等。 uan的声音“看得见”，“有辨识度”。他喜欢在文章的标题或开头清楚地标明自己作为“人文主义者”的身份、方法和立场，例如“人文主义者的追求和困惑”“人文主义者的观察和思考”。在分工日益细化的今天，如何用专业精神、专业态度和专业知识表达公众关注，陈平原的做法无疑具有启迪意义。

2012年，陈平原发表了《学校不得弃华词》一文。在我看来，这是最能体现他“关注现实生活”的文章之一。文章呼吁北大制定硬性规定，在全校开设“新生汉语”课程。作者的初衷是觉得“中国人的神圣性和纯洁性现在受到越来越严重的挑战”。由于国情和时代风气的变化，中小学语文教育越来越受到重视。然而，除了个别大学，大学的“母语教育”还严重缺乏。试想一下，在一个年轻人正式进入社会之前最关键的几年里，缺乏对自己“母语”的尊重，缺乏控制的能力，甚至是必要的感觉，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将是多少？打折。陈平原提醒学校和公众，早在“5月4日”时期，“觉醒”的新文化人就吹嘘自己“汉语粗，有点常识”。这不应该是我们今天的共识吗？之所以发出这样的呼吁，是因为“除了专业写作，我们有义务为北大做点什么，也为中国教育做点什么。”就是这么简单的一句话，表达了陈平原“压在纸背上的心情”。

虽然从入学之初，陈平原为了“保持洒脱的心情和温暖的气质”，就选择了“边学边写”。但密集发声仍是十几年的事。这一时期，如何用文学教育为整个中国社会重建一个更合理、更贴切、更通俗、更优雅的“知识观”和“价值尺度”，成为陈平原的志向，也是他的工作。在公共场合讲话时的主轴。为此，他强调“人文视野”的培育与形成，“诗意校园”的建设与创造，注重“中国传统”的延续与传承，“文学”的反思与转化。在“现代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研究中，不断提取思想和精神资源。文学”作为一种国民“常识”，显示了他的洞察力和忧虑。

东方出版社最近出版的《如何教育文学：人文视野下的文学教育》收录了数十篇文章作者陈平原以文学教育为题，系统研究百年来中国文学教育的利弊，已出版专着《文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历史：文学教育的方法、途径和领域”。陈平原明白，对于本学科的同行、专业外的学者、决策者和公众，需要不同的态度和策略来说话。但他一直坚持的原则有两条：一是胡适的提醒“时尚不能动”，二是他的导师王耀的“无言以对”。前者是坚持学者的独立人格，后者是他“为中国教育有所作为”的具体实践之一。

陈平原最想说的大概是他2016年的文章《直截了当讲人文的好处》。曾经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人文学科，在 1990 年代以来的社会转型中变得越来越边缘化。作为人文学者中的一员，陈平原认为，从长远来看，这会造成严重后果。因此，“如何对外人说话，让他们明白人文学科的意义”，“或者如何挑战已经达成某种默契的‘社会共识’，证明人文学科的存在价值和发展空间”，成为他思考的核心问题。所谓“社会共识”，不仅包括“科技为先”的发展理念和“务实”的社会氛围，还涉及高度数据化、项目化的个体存在和组织管理方式。然而，面对这一切不利于人文学科的“大势”，陈平原并没有愤怒，也没有回避，而是提倡反省、自尊、承诺。在他看来，“作为一个学者，他不顾潮流，走自己的路，姿态非常优雅。” “作为一门学科整体而言，可能因为你的冷漠和退缩，正在萎缩。”如果人文学科都以“孤独”为最高标准，必然导致人文学科的黯淡。而人文学科的退出，无疑会带来整个社会的失衡和失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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