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沈阳，令人们口耳相传的“社会”正如书中所说，“根本就是一个没有准确的外延和内涵的词”，一方面是具体语境中的民间用语，灵活性多过规范性，另一方面，词义随时间推移而变化。不过约略而言的话，这一“社会”也就是缺少透明度的社会，是由无数人际联盟同时作用的一种过分复杂的游戏规则。

比如在书中，王医生和张医生跟无数沈阳人一样，受到一种显而易见的文化蒙蔽，相当推崇男性气概。对于“理想的男人应该勇敢、仗义和慷慨”这一神话的深信不疑，几乎可以定义沈阳。

然而事实上，沈阳“社会”对男人的真实要求更类似于微型军阀，在意政治技巧多过在意男性气概，不带有政治技巧的男性气概则是一种累赘甚至致命的习性。“朋友”，才是那个能在无数沈阳人的心灵中激起神奇能量的词，在隐藏其后的裸猿体系中，联盟则是能量的来源。

拥有政治技巧的人拥有联盟的支持，拥有政治资源的人则领导联盟。联盟可以保障交易的安全，尤其是利润丰厚的暗地里的交易，联盟也对外竖起壁垒。“打通”多个联盟的能力因而至关重要，而男性气概，尽管令人目眩神迷，却只是涂抹在这一社会结构上的神话外壳而已。

这样的社会结构自然会催生一种“腐败就是全部问题所在”的世界观，以及一种“把自身的失败全部归因于没能跻身于腐败圈层”的人生观。其结果是，无数个联盟的总和，也就是“社会”，成了无处不在的流动之物，遍布在城市的每一寸空间。哪怕是在廉价的酒馆里，乃至亲族聚会的温馨场景中，也免不了要上演一出出既慷慨真诚，又表里不一的权力的游戏。

在自由经济发展的好年景，现代文明规则会扫荡类似的“社会”体系，但是由于坏年景时时归来，微型军阀们负隅顽抗，固守了地盘，这样的事情在第三世界普遍发生。沈阳正是这一辽阔图景中的一个小点。正如书中两位医生注意到的，相比中国“南方”地区，沈阳更守旧，更顽固，更被高昂的社会成本拖累。

在这一图景中，两位医生想更“社会”化也力有不逮。他们接受的教育，对于习得民间政治技巧毫无帮助。正如书中所说，掌握这种政治技巧需要的不是知识，而是经验和资源。

要掌握它们可能首先需要家庭的传承，而平民家庭多半对此不甚了了。在其他条件接近的情况下，这种经验和资源将是决定社会地位的核心因素。他们作为“奖学金男孩”毕业之后，如常言所道，“遭受社会的毒打”，也就不足为奇。

《会来事儿的艺术》来自二手书网站

因此书中记录，王平医生多次说，“要是会来事儿的话，这个东西就解决了”。“会来事儿”乃是表露乖巧和体贴的“妾妇之道”，是一种基本的政治技巧，其要点恰恰在于违背男性气概，因而他拒绝掌握。

张晓刚医生也曾在紧要关头，徘徊在某个联盟之外而行贿无门。在整本书中，他们都极少提到“朋友”或其同义词，他们谋求成功的路径是跟医院同事共同“创业”或进军网络医疗平台，并不拥有能量十足的“社会”联盟。

发生在两位医生身上的最戏剧化的情节，是戏剧化情节的不曾发生，即两位医生都不谴责这一令他们难受的“社会”。一部分是因为他们的确不是批评者，与其他工人阶级子弟相比，他们的优势之一正是不批评，或者说不叛逆。在少年时期，他们是什么样的少年，取决于被父母要求成为什么样的少年；如今，他们是什么样的中年男人，也取决于被“社会”要求成为什么样的中年男人。

另一部分是因为，他们和身边的人都缺少基本的人文常识和相应的判断力。还有一部分是因为，沈阳这座城市忽视“谴责”与“抱怨”的差别的，而“抱怨”会被认为是缺乏男性气概的表现。

在回顾面对“社会”的多次挫败之时，两位医生都以一种男子汉的气度，把一切归咎于自己。对于父亲的失败，他们也简单地归结为能力匮乏，不愿思考国企改制转型期间，“社会”对成年男性的伤害。他们似乎默默地信守着一句格言：挨打要立正。

最终，两位医生都成了不情不愿的荷花式的人物，有的部分出淤泥而不染，有的部分染，有的部分想染却染不上。他们的社会身份走向中产阶级专业人才的舞台，精神世界却留在工人阶级的童年小屋里。

如今他们是优秀的医生，有责任感和医德。他们能辨善恶，保留着某种程度的独立人格，拒绝下作，拒绝同流合污；他们经营自己，又不钻营。同时，他们思考却缺乏思维工具，因此常常表现为缺乏思考而且过分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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