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不假思索的男权主义者。他们鄙视文科，鄙视政工干部，又轻易地将二者混为一谈。他们鄙视太“社会”而成功的人，也鄙视“社会”的失败者，比如不懂得利用威胁手段而轻易诉诸武力的同事。出于草率的心态，他们尊重得少，蔑视得多。

赫伯特·斯宾塞（1820-1903）英国哲学家，社会达尔文主义代表人物。该社会学理论是由达尔文的生物进化理论派生出来，主张用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的观点来解释社会的发展规律，即只有强者才能生存，弱者只能遭受灭亡。

大致上，他们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是相对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他们有着犬儒的精神世界。他们是博士，却沾染了当地的“红脖子”色彩。在这一系列特征中甚少自觉的成分，多半是男性自尊和某种可称为“沈阳性”的精神特质的曲折表达。

问题的核心正在于，他们是地域性的人物。像无数出生在沈阳的人一样，他们被染上了强烈的沈阳色彩。在持续终生的社会化过程中被沈阳的“社会”塑造、摧折和屈服，正是两位医生为何如此又如何至此的答案。

伊险峰

本书的第一作者，伊险峰，中国媒体界凤毛麟角的人物，也出生于沈阳，而且是书中两位主角的初中同学。他也许是单纯地看中了沈阳这座城市的戏剧性和深度，也可能是很自然地想到了自己熟悉的世界，因而选择了本书的题材。

杨樱

无论如何，在这一题材上，两位作者完成了一份杰出、精彩和重要的工作。在描摹沈阳特色的“社会”和显微呈现沈阳人的精神世界的方面，他们的工作是前所未有的。

如果能用两位医生的视角目睹沈阳几十年来的社会景观的话，我们会更理解他们。我们会看到，在他们四十多年的生活经验中，在他们祖父两辈的言传身教中，在他们的专业阅读范围内，在他们的有生之年，在沈阳，“社会”是不可改变的。

我们会看到，过去三十年间，沈阳完成了从人到建筑、景观和城市记忆的去工业化的过程，一切天翻地覆，“社会”却近乎永恒。既然如此，我们可以理解，对于两位医生来说，是否喜欢“社会”就不再重要，它的对错也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承认并尊重它的存在。这就是他们的“楚门的世界”。

每一个地域性的人物都比其他人更多地受到社会布景的摆布，他们也是如此。沈阳人的精神世界，如书中呈现的，无论是犬儒的、男子气概的、波希米亚的还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究其根本，也是尊严、价值和情感的表现，其情可悯。

这一精神世界几乎有着瑰丽的一面，却又只是水面上颤抖的波纹，映照出的是历史的伤害，以及“社会”这条龙带来的恐惧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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