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李”结交朋友，或是当代名流、大学士，或是同年知己好友，无论出身高贵贫贱，也不管官职高低，“三李”交友，主要以“人品”、“业绩”以及“志趣”作为原则。同道友朋之间往来唱和、切磋共勉、互相砥砺，不为家法、门户所限，也不问年龄、地位之别。

二、“三李”诗歌研究

（一）李蕃诗歌研究

李蕃写下了许多感慨人生、心系民生的现实诗作，受其起伏跌宕的人生经历所影响，即事感怀一类诗歌在不同阶段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黄县为官期间的诗歌，多为向往隐逸生活之作，虽为公事烦扰，但内心依然爱好山水之乐；

罢黜流放、侨居芜湖期间的诗歌，多为抒发内心苦闷与思念家乡之作，基调较为沉重；赦免归乡后的诗作，与前两个阶段的诗歌创作风格呈现出较大差异，语言质朴清新，显示出作者回到家乡后乐观豁达的心境，与僧人的交往、对佛理的体悟是李蕃前后诗风变化的重要原因。

李蕃为官九年，任职时间并不长，担任黄县县令的九年间，李蕃创下了卓著的政绩，“黄民哭狱”的故事在今天的巴蜀地区妇孺皆知，这件事在李蕃的人生画卷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黄县冤案”不仅是李蕃人生的一个巨大转折点，同时也是李蕃诗文创作的一个转折点。李蕃家世清白，祖父、父亲的殷切教导无时无刻不铭记在心，被诬入狱一事始终是李蕃心中一个难以解开的结。

在任职黄县县令期间，李蕃所作即事感怀诗，多为无心于名利之感慨及对神仙隐逸生活的向往。如《述怀》一诗：这首诗中，作者自述平生志向不在依附权贵，希冀做不为名利所累的“逃名”客，虽然身在官场，但志向却未曾改变，“人皆夸吏隐，我道隐为仙”一句，表明作者身在官场却好为隐士，不以利禄萦心。

（二）李钟壁诗歌研究

李钟壁也写了许多即事感怀诗，钟壁作诗，注重真情实感的表达，并且毫无掩饰，其无拘无束的个性在即事感怀一类诗歌当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李钟壁十分重视“思”的作用，各种事物都可能会引人“思”，但这些“思”很可能转瞬即逝，失之可惜，那当如何记住这些“思”呢？李钟壁认为，法度之精严与论诗相比是次要的，他将作诗当成表达、保存“思”的重要方式，因而李钟壁作诗，绝无牵强附会之意。

李钟壁的即事感怀诗，或针砭时弊，揭露污浊黑暗的社会现实，对贫苦人民表示深切的同情。李钟壁勤奋好学，为政兢兢业业，却始终未得重用，因此写下了许多抒发怀才不遇之感慨的诗作，如《金陵登重楼》。“身似叶”、“志如灰”、“书难寄”、“客未回”，既写出了作者的窘迫，又表现了作者心中的不甘。

无论是即事感怀而作，还是与友人往来唱和之作，其诗皆信笔挥洒，不拘礼法，言之有物，情真意切。清代硕儒名师陈邦彦将李钟壁诗文同宋代“三苏”诗文作比较。陈邦彦认为，李钟壁的诗文创作，自成一家之言，不趋世俗，因而“迥绝时流”。

（三）李钟峨诗歌研究

李钟峨受官职所限，其诗作多为颂制赠答而作，虽仕途较顺，然其志向往山水而不在名利，李钟峨收入《雪鸿堂文集》的诗作中，有大量的赠友送别诗。或抒写难离难舍的缠绵离愁，言辞恳切，令人动容。

相比父兄，李钟峨人生仕途较顺，累沐圣恩，写下了许多馆课应制之作。这些诗文作品旨在歌颂赞美，而少批判揭露，因而诗文风格较父兄华美。

三、“三李”散文研究

（一）鞭辟入里的论、辨

李蕃散文创作，坚持“有为而作”，其散文作品，体裁主要有序跋、尺牍以及论辩文等。其中，李蕃的论辩之文较为出色，文集共收录 5 篇，皆有理有据，令人信服，文风纯朴敦厚而缜密，行文严谨而不拖沓，是其“忌空疏、忌填砌”之文学主张在创作实践中的具体体现。

李蕃饱读史书，在他的论辩文中，提出了许多精辟而新奇的观点，这些观点往往不随世俗主流，但却有理有据，剖析得当。《陈胜论》《旱魃辨》《禹穴辨》等都是李蕃比较出色的论辩散文。

《旱魃辨》一文，李蕃开篇即批判了黄民以劫杀新丧者的尸体来解除大旱的做法，认为此为巫蛊造成的恶劣风俗，作者又通过考证史籍，说明新丧并不是干旱之征兆。并且为使黄县人民信服，作者强调考据引用皆有出处，李蕃面对黄县人民“以新丧为魃而斩杀之”这种不合乎人道的做法，据书说理，并立下规矩，为黄县消除这一恶俗作出一大善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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