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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扶风马氏家族及其文学研究(3)
【作者】:网站采编【关键词】:【摘要】:因其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关中三辅地区的文化、文学迅速发展起来。所以，正是在这优越的地理环境影响下，马氏家族才可能成为文化世族，才有条件出
因其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关中三辅地区的文化、文学迅速发展起来。所以，正是在这优越的地理环境影响下，马氏家族才可能成为文化世族，才有条件出现诸多文人。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人类发展史上的普遍原理。据史书载，赵国破亡之后，秦迁徙赵国贵族后裔，马氏家族因以徙居咸阳，并改姓为马氏。不仅如此，秦封马兴为武安侯。武安侯虽非高官厚爵，但有一定的政治地位。所以，马氏家族此时绝非寒门。汉武帝时，马氏族人“以吏二千石”迁居扶风茂陵。二千石的俸禄在西汉虽非达官贵胄，但也算家资雄厚。
到了西汉末，马援三个哥哥也均是二千石的官员，更遑论马后辉煌鼎盛时期的富贵了。可以说，家族经济是家族得以发展的基础，没有物质丰饶、财力雄厚作前提，则马氏家族成员受教育（在汉代专指儒学教育）的机会就大大降低。因此，离开家族经济基础谈文学，不啻于水中看月、雾中看花。所以，马氏家族文化、文学的兴盛，均离不开家族经济的支持。
更为重要者，马氏家族文学的兴盛，也离不开汉代大的文化背景。汉代是中国文化文学颇为兴盛的时代。秦亡汉兴，汉代统治者认真总结了秦王朝迅速覆亡的历史教训，在文化政策上作了很大调整。
综上所述，优厚的物质基础，良好的时代文化环境使得马氏家族成为名冠扶风的文化家族，即使马氏家族的成员再未出仕，也能保证家族的持续繁盛。家族作为组织完备的社会群体，一旦建立秩序，它就必然要综合地发挥其作用。
在马氏家族延绵不绝的发展历史中，家族观念成为刻在家族成员血脉里的东西，成了他们的精神依托，深刻长久地影响着他们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无疑，马氏家族中的这种以家族荣辱兴衰为己任的观念和忠贞刚直的家族性格对于其家族的发展与兴盛，营造了一种良好的文化成长环境，这种良好的环境使得马氏家族终将在马融后继续枝繁叶茂。
马氏家族的文学创作
依据清严可均《全后汉文》，丁绍仪《全汉诗》，整理马氏家族文学成员的文学作品，我们大致可窥探出马氏文学家族的整体文学风貌，即作品多为奏文、诏书、书信、铭文、策文、辞赋等，家族文学成就主要在辞赋和政论散文上。
《上疏言破羌以西不可弃》是在马援平定陇西羌族后给朝廷的建议。王莽末年，天下大乱，西羌趁机侵犯边境移居塞内，边境金城等属县多被羌人占领，来歙上奏刘秀请马援平定西羌。时马援带领三千骑兵，在临洮击破西羌守线，守塞羌八千多人向马援投降，散余的羌人逃到金城附近。这时，上下朝臣都认为金城路途遥远又多盗宼，商议着想放弃掉。马援上书说，破羌以西，诸城多完好牢固，易于防守，且这里田土肥壤，灌溉流通。如果让羌人在金城，那就会继续为害边境百姓，不可放弃。
光武帝很是赏识马援，就同意了他的建议，下诏在金城设武威太守，派置长吏，修缮城郭，并引水灌田，让他们定居耕牧，从此郡中百姓安居乐业，一片祥和。这样的谏文，属于议政，马援的建议不仅展现了其敏锐的观察力和长远的眼光，而且折射出一个政治家为国为民的忠孝。
除去奏文，马氏文人们的书信作品也很有文学价值。其书信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马援的《戒兄子严敦书》和《与隗嚣将杨广书》。前者是是写给侄儿马严、马敦的，是家书。当时，马严、马敦年少气盛，喜欢讥议他人，评镑时政，与一些轻狂任侠之士交友。汉光武帝建武十八年，马援在南征途中，万里致书，对他们进行谆谆教导。
综上所述，马氏家族的散文创作虽体裁较为单一，主要形式为奏议文，但其赤诚的政治热情和真率的精神面貌，在文中慷慨表露，使文以情感取胜。因而，与同时代其他奏议文相比，其文学性有所增强。
马融的辞赋，在题材内容上多为国家和社会，所表达的思想情感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在形式上，写作手法虽多承袭前人，但骈価风格明显，抒情特色浓烈，表现出一定的创造性和艺术才能。因而，无论是在东汉辞赋发展过程中，还是在汉代文学史上，马融辞赋都具有重要意义。
任何一个作家，或者任何一个文学团体都离不开其生活的时代环境，所以文学作品都会带有浓重的时代特色。因而，马氏家族的文学创作与东汉时代产生密切的联系，他们的文学作品也不可避免地刻有东汉文学风貌的深深烙印。
文章来源：《文学教育》 网址: http://www.wxjybjb.cn/zonghexinwen/2021/0908/139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