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高八斗”这个成语，相传源于南朝才子谢灵运。他曾一边喝酒一边自夸：“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

他不是自我吹嘘，官方史书认为他“文章之美，江左莫逮”，后世文学大家也都对其赞不绝口。然而，这么一位绝顶聪明之人，却如同伟人点评的那样：一辈子都生活在矛盾中。最终把自己作死。

谢灵运的悲剧，是时代与个性的共同产物。

古诗有云：“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由此可见，王、谢两大家族曾经多么地显赫。而谢灵运就是这两大顶级豪门的混合体。

谢灵运的祖父就是大名鼎鼎的谢玄。想当年，在淝水之战中，面对前秦大帝苻坚亲自率领的百万雄师，谢玄毫不畏惧、挺身而出，组织八万晋军绝地反击，不仅解除了东晋的亡国危机，还间接导致十六国时期唯一称得上“强大帝国”的前秦土崩瓦解。

而谢灵运的曾外祖父则更加有名，那就是被公认为“书圣”的王羲之。

自带强大的家族基因，谢灵运幼时就聪慧过人，连祖父谢玄这种阅人无数的老江湖都忍不住赞叹：“我乃生瑍，瑍那得生灵运。”

魏晋以来的豪门，对于子弟教育是非常重视的。谢灵运天资聪慧、资源优越，再加上他本人酷爱学习，年纪轻轻就成了名动江南的著名才子。在东晋的文化人圈子中，谢灵运是公认的文采第一人；由于名气太大，他的衣饰车马被当时的士人视为潮流风向标，狂热地跟风模仿。

这样的出身、如此的才学，谢灵运本有机会像他的祖辈那样位居宰辅，但可惜的是，当时的南朝正处于一个空前大变动的关口。

东晋末年，在持续百年的内忧外患下，东晋的门阀政治面临巨大危机。元兴二年（403年），桓玄威逼晋安帝禅位，建立桓楚；下一年，北府兵将领刘裕在京口举兵，发起了推翻桓氏、光复司马氏朝廷的起义。

义熙元年（405年），刘裕彻底清除桓氏残余，迎回晋安帝；但他也顺其自然地成了新的权臣，逐渐把东晋大权攫取在手。

但此时的东晋政治生态已经开始了质变：出身寒门的军人群体，开始抢占原本由门阀世家代代把控的权力，阶级层面的迭代不可避免。

也就是在这一年，年方20的谢灵运进入仕途。在寒门军人当政的时代，谢家早已没了往日的风光，他只能在刘裕的部将刘毅麾下担任记室参军、卫军从事中郎。

义熙八年（412年），刘毅被刘裕清除后，谢灵运被征调，先后担任了太尉参军、秘书郎、谘议参军、中书侍郎、黄门侍郎等等“非主流”的职务，距离东晋时期王、谢动则位居宰辅的风光差了十万八千里。

永初元年（420年），刘裕称帝、建立南朝宋。而在这种大好日子，谢灵运不仅没被升迁，反而从公爵降为侯爵、食邑由两千户减至五百户。

永初三年（422年），少帝刘义符即位，谢灵运则被遣出京城，担任永嘉太守；

而到了宋文帝在位后，谢灵运凭借独步天下的诗文、书法获得了新帝的欣赏，甚至被称为“二宝”，被召进京城、担任侍中，时常陪同宋文帝饮酒作乐、谈论诗文。但谢灵运并不满足这种身份，他故意做出各种有违规则之事，得罪了不少人，先后被贬退、弹劾。元嘉十年（433年），被流放广州，随后因故被就地正法。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谢灵运的悲剧命运，其实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

客观原因：刘宋的建立，代表着世家大族的身份、地位彻底改变。

作为寒门出身的帝王，刘裕在建国的过程中大肆杀戮异己，打破了原有的的权力平衡；而在宋文帝继位后，虽然他表面上对士族非常尊重，但这只是暂时拉拢世族以稳定局面的权宜之计而已，士族政治地位的下降已成必然。

因此，对于才华过人的谢灵运，刘宋历任帝王只不过把他当成御用文人罢了，不可能任其进入权力中枢。

面对这一不可扭转的时代趋势，一些世家大族开始转变思维、积极与刘宋合作，并且适应自己的新角色，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琅邪王氏。在刘裕夺权、宋文帝巩固政权的过程中，这一家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虽然获得的权力今非昔比，但好歹没遭受严酷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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