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前有浏览我收到的书籍和杂志的习惯，现在不再能这么做，这是个损失。但是对我目前准备的历史节目来说，如果我想了解某一部著作，比方说社会学或历史著作，我用自己的眼睛去读或者我让西蒙娜·德·波伏瓦读给我听，结果是一样的。相反，如果我不仅要吸收一些知识，并且要批评它们，要审查它们是否彼此一致，要知道这本书在结构上是否遵循它自己的原则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光听人家读就不够了。那时候我就必须要求西蒙娜·德·波伏瓦反复读上好几遍，要求她即便不是每句话都作一个停顿，至少每段话作一个停顿。

▲波伏娃与萨特

西蒙娜·德·波伏瓦朗读和说话的速度极快。我让她用她习惯的速度去读，我自己设法去适应她的朗读节奏。当然这要求我做某种努力。然后，每读完一章我们就交换意见。问题在于，当人们用自己的眼睛去读的时候，这个反省批判成分是始终在脑子里的，而在高声朗读的时候，这个成分就不那么清楚了。那个时候占主导地位的只不过是为理解而做的努力，批判成分退居背后。只有当我与西蒙娜·德·波伏瓦切磋我们的看法的时候，我才感到自己从脑子里抽取出被朗读掩盖了的东西。

不管怎么说，我对依赖别人总有点不愉快。我有独自写作、阅读的习惯，我今天仍旧相信真正的脑力劳动要求孤独。我不是说某些脑力劳动——甚至有些书不能由几个人合作。但是真正的劳动，能同时导致一部写成的著作和一些哲学思考的劳动，我不认为可以由两三个人起来做。在目前情况下，用我们习惯的思想方法面对一个对象去揭露一个思想必然需要孤独。

我曾经参加过集体工作，比如我在高等师范学院念书的时候。这以后，在勒阿弗尔，我曾和别的教员一起搞过一个高等教育改革方案。我忘了我们在这里面说了些什么，想必没有多大价值。但是我所有的书，除了《造反有理》和我当年与大卫·卢塞和钱拉·罗桑塔尔合作的《政治谈话录》，从头到尾都是我个人写的。

如果我把自己当作一个来日方长、身体健康的人来提出要求，那么我会说我没有竣工，我没有说出我想说的一切，还差得很远。不过我不愿意对自己这么说。如果我还能活上十年，这就很好了，这就不错了。

这十年，我愿意用来做一些类似我们正在准备的电视节目那样的工作，这套电视节目我认为应该成为我的著作的组成部分。还用来写部对话录，我已和西蒙娜·德·波伏瓦开始写这部书，这是文字生涯》的续编，但是这一次将根据主题编次，而且在文体上将没有《文字生涯》那样讲究，因为我再也不能在这上头下工夫了。但正如我说过的，在这些计划里头，我投入的心血少了。这是因为我可以少投入一些。因为我在七十岁的时候不能指望在剩下的十年有效的生命里，我会产生我毕生最重要的小说或哲学著作。大家知道从七十岁到八十岁这十年是怎么一回事。

半失明状态是个意外事故，我本来还可能遇到别的意外。我只是通过这个半失明状态以及死亡的临近才感到自己上了岁数。死亡是绝对否认不了的。并非我老想着它，我从来不去想它；但是我知道它要来的。

我以前不去想它，真的不想。你知道，有一时期，一直到三十岁左右，我甚至以为自己是不会死的。但是现在我知道自己会死，虽然从来不去想它。我只不过知道自己处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因此有些事情不允许我去做。由于它的规模太大，并非由于它们太困难，因为我以为自己的智力水平与十年以前差不多。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应该做到的事情已经做到了。做得好坏，关系不大，但是，无论如何，我试过了。再说还剩下十年呢。

弗朗索瓦·乔治最近在《现代》上发表一篇文章，他大致是这样写的：“如果我的思想未能说服大家，想必是因为我的思想并非完全正确。”这话说得好，大家在某个时刻都会产生这种想法。但这并不证明这种想法是对的；有些思想要过很长时间才能叫人信服。人人都有灰心丧气的时刻。我想我在这种时刻也可能说这类话。不过这样说既是过分抬举“大家“，——既然这里要讨论的是思想是否正确而不是大家怎么想——又是接受正确思想会马上取得胜利的看法——这同样是不对的。假设苏格拉底临死前讲过这样一句话，那岂非一大笑话！他的思想影响了世界，不过是在他死后很久。

我希望我的思想将有影响。我想人们自己对于他们的思想在他们活着的时候有过的重要性所知甚少，这种情况是件好事。

文章来源：《文学教育》 网址: http://www.wxjybjb.cn/zonghexinwen/2020/1001/713.html